负实在是太轻了，轻到不可思议。他们有不错的砖屋，有大牲畜，粮食多到甚至去酿酒（朝鲜历史上歉收时每一次都会颁布禁酒令），还有许许多多的鱼肉，生活水平甚至比得上朝鲜的中人。要知道，中人在朝鲜的地位可不低，一般都是医生、捕快、乐师之类的职业者，收入水平处于中上层，结果也就和东岸普通百姓——至少首都附近的百姓是如此没错——差相仿佛，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在起着作用呢？

    是了，这位黄司长也说了，他们近海有很多鱼虾，南边的荒原上也有许多的无主之牛，所以百姓生活富裕。但除此之外真没别的原因了吗？赵初彦想说没有，但多日来的见闻告诉他，不是的，还有别的因素！比如东国人的种子就是好，长出来的麦子饱满，产量还多。另外，他们有许多的牲畜，还有很多好用的机械，所以一个人可以耕三十亩地之多，这就保证了足够的粮食富余量了。在这一点上，即便朝鲜的百姓再勤劳，也是远远比不上的，更何况两国的税负水平更是天差地别，这就注定了两国百姓生活水平的差异。

    “余尝患我国之贡额烦重，民不堪命。少时出使燕京，睹清国之现状，发现亦如此，自此谓诸国皆然。”赵初彦端起了面前的茶杯，轻啜了一口后，苦笑着说道：“直至今日，余才知重税病民并非举普天下皆然，上国却是践行了圣人的爱民之心。”

    其实，赵初彦更是发现，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条上，东国人似乎做得也更为出色，只不过他从来不敢在公开场合谈论这一点。时至今日，赵初彦也对东国人的政治体制有了一定的了解了，知道这个国家没有所谓的皇帝，国家元首曰“执委会主席”，似乎是通过缙绅会议选举出来的，各级官职所有人也都可以担任，不像朝鲜那样规定好了哪些由两班担任，哪些中人担任。

    在这一点上，《孟子》的这句话难道不是东国人践行得更好，而朝鲜人虽然嘴上日日诵之，实际上却没把圣人的理念当回事吗？难怪有东岸学者曾撰文指出，中国、朝鲜、越南等国的儒家学者被程朱理学毒害得不像样，学圣人只学了个皮毛，流于表面，反倒是东岸人重信守诺、善待百姓，人民安居乐业，百姓不受乱世动荡之苦，如果这不是王道乐土，那么还有什么有资格被称为王道乐土？这话虽然有往自个脸上贴金吹嘘的嫌疑，而且这个国家无君无父，很难说是否可以一以贯之，但就目前来说，看样子做得还不赖，至少比朝鲜王国要好。在这一点上，赵初彦即便脸皮再厚，也不好意思说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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