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国军人对财政部长的感情很复杂。

    他们喜欢财政部长，因为财政部长总会尽量满足军事预算的需求。

    他们讨厌财政部长，因为财政部长总是监督及插手军方的作战计划。

    全世界的军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种专业领域不应受到干涉的想法，即军事是军人的领域，政治家并非这一领域的专业人员，不应该过度干涉专业人员的工作，制造不必要的麻烦。

    从“术业有专攻”的视点来看，这种讲法不无道理，让外行人插手专业领域的管理确实容易造成很多问题。可军队和政治决策层之间的关系并非平行对等，而应该是军队从属于国家，从属于政治中枢。以人体来类比，便是肌肉应该服从大脑的智慧。如果军队想要与政治决策层平起平坐，甚至想要由自己管理国家，制定大政方针，那便成了肌肉控制大脑。这样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查理曼已经展现给全世界看过了。

    公国军人当然不想背上“查理曼马鹿的跟屁虫”之类的荣誉称号，但他们也确实不喜欢由政客来指手画脚（这其实是各国军人普遍存在的情绪，差别只在于能否控制这种情绪）。在他们看来，以眼下这个时间点与帝国爆发战争固然是不合时宜的，可既然是以一场小小的胜利来转移国内危机，不妨让这个胜利再漂亮点。即便不打算真的要以拿下赫尔辛弗斯为目标，起码在攻占卡累利阿地峡之后做出继续进军的姿态，以便从谈判桌上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能够达成更有利的协议。

    有这种源自军人本位主义的想法和情绪存在，财政部长和首相“占领卡累利阿和汉科半岛后立即转入防守，不得进行任何挑衅”的指令当然不会受老丘八们待见。但老丘八们同样也不明白维特伯爵和斯托雷平的种种忧虑。

    人们在审视维特伯爵和斯托雷平时，总是情不自禁地将这两位公国文臣中的顶尖人物和帝国的同行们拿来比较一番。其中的原因大概是因为这两位和帝国文官官僚有许多相同之处。

    撇开出身不谈，这两位都是经济学和法学专业人士，这一点与大多数帝国官僚相同。此外以国家利益为优先，思考模式倾向于合理化、科学化也极为接近帝国官僚。由于思维模式上的接近，这两位对军队和政府的关系，以及用军事胜利转嫁危机的观点也与帝国政治家相近。

    军事从属于政治，大到世界大战，小到默默无闻的冲突，全部遵循这一定理运行。正在推进中的“有限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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