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心情异常奇妙。

    脑海里浮现出一名某妇女杂志社的女记者，她在我丈夫被捕的第二天开始，就每天来缠我，叫我发表感想。

    虽然每次都被我那年老的女管家不客气地赶走，但她一直不死心，连着两个月，每天都来缠我。

    后来有一天，她忽然不来了，我反而觉得怪怪的，心里猜想，可能她当新娘子结婚去了。

    虽然女记者不来缠我，使我顿感寂寞，但也使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还有事，需要上滨海一两次。

    那天，得到丈夫被逮捕的消息时，我正在这佘山别墅的画室里画着画。

    我的画以红为主色。

    想起洛杉矶那位心理医生约翰威尔博土，如果他看到了，一定又要说，我的性生活有问题了。

    丈夫被捕的消息，是附近管区派出所的警察来通知的。

    他们拿法院的搜查令，到我家来搜查我丈夫的东西。

    也许他们碍于家父的情面，很客气地只做了象征性的搜查。

    事实上我丈夫的罪证足够，他们也没什么必要翻找我家里的东西。

    要搜查我的画室时，一位主任模样的警宫，对我客客气气，只站在门口扫视一下就走了。

    放在画室柜子上面，和画具、画笔摆在一起的一瓶氯仿，瓶底还剩下三十克没用完，警官连看都没看一下，真是太大意了。

    不过我了解警察们的心情，他们都同情我。

    看我冷冷淡淡的表情，一定以为我为丈夫的变态而感到绝望和羞耻。

    社会一般人以这样的眼光看我，正好给了我很大的方便。

    我只要假装受到重大打击而病倒的样子，躺在床上不说话就没事了。

    世人对凶犯的家属一向都特别好奇，我装病合情合理，最自然不过了。

    只是有一律事，我一直很担心，我怕报社或杂志社的无聊记者，跑到我家来拍照登出我的照片。

    幸好我们的社会还有一点温情，对于「色情狂」的画家妻子，人们固然好奇，但大家也同情我这最没面子的被害者，因此我很侥幸地逃过了这一劫。

    虽然曾经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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