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或者是自己的地位，提出了焚书的建议：

    史书除《秦纪》以外，六国史书一律烧掉；《诗》、《书》、百家语除博士官收藏的以外，其他人藏书都集中到郡，由郡守、尉监督烧掉；医药、卜筮、种树等书不在禁列；

    于是在全国各地都燃起了烧书简的熊熊大火，过去东周时期几百年逐步累积起来的诸子百家学说成果就这样毁于一旦，很多就此失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仅仅是这些学术成就的损失。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非常有利于各类学说的发展，是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正是在中国自行发展出现西方近代科学的前提，如果不是这次焚书事件，百家争鸣能够继续，很有可能在不久的时代里，在中国就能有人喊出：“知识就是力量”这样的豪言，使中国出现培根这样的哲学家，并出现现代实验科学。

    可惜的是从此几千年，直到现在也再也没有如此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了。因此此后的中国学术研究都只是在先贤的基础上发展巩固，很少出现什么新的学术思想。

    因此中国的科学和文明走上了一条独特的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第二件事：独尊儒术

    由于秦朝的迅速崩坏，取代的汉朝吸取了秦的教训，要寻找一条不同于秦的道路。

    汉武帝的时候，为了摆脱上前一代大臣以及太后的影响，寻找能集道德，政法，思想三位一体的治国之道，需要寻求一种哲学体系来支撑。

    汉武帝因此到处举贤纳士来寻求治国之道，

    《汉书武帝纪第六》记载道：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这个丞相绾叫做卫绾，是汉武帝的老师，说使用韩非，商鞅的学说的人只能乱国，不能使用，因此汉武帝也不再使用法家的理论，事实上汉朝初期推广的是萧规曹随的黄老之学。而法家理论对于治理国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后来中国的朝代也还是不断有人推崇以法治国。

    可是紧接着发生的事情，使以法治国这样的概念，再也没有成为中国人思想中的主题，现在社会上，我们抱怨法律不健全，不断有人以权盖法，官本位等思想，就是从这件事种下的根。

    《汉书·董仲舒传》中的这段文字：“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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