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子成龙的心理，常常是通过暴力来表现的：轻则呵斥，重则毒打。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架式。卡夫卡从小就以自己有一个怒吼的父亲为遗憾，并且深感恐惧与压抑。应该说，他是一个吓破了胆的孩子。我总是能从他的校旱里读出胆怯的感觉。或许，恐惧本身并不恐怖，它是因为承受者的胆怯而显得恐怖——胆怯夸大了恐怖感。黑暗、疼痛、死亡，无不如此。卡夫卡是最胆小的校旱家。

    这种在现实中愈演愈烈的父子冲突，也隐晦地渗透进卡夫卡的作品里——造成他与世界的对立。他29岁时写的校旱《判决》，可谓累计的父子矛盾最明显的反映。父亲说：“你本来是一个无辜的孩子，可是说到底，你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所以你听着：我现在判你去投河淹死！”格奥尔格觉得自己被赶出了房间，一口气冲到河边，临跳水前还低声喊道：“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

    谁有这判决的权利？父亲吗？还是国王抑或上帝？谁服从了错误的判决而依然表白自己的爱？

    我想的却是另一个无意义的问题：假如给卡夫卡换一个父亲（就像给造反的农民换一个皇帝），他是否还能成为卡夫卡？至少，他将失去那种骨子里的反抗精神了。我想象不出一个失去了压力的（来自外界的，来自内心的）卡夫卡会是什么样子。一个孝顺的儿子？一个花花公子？

    命运不会开这样的玩笑。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说，命运都是一次性的——就像作废的易拉罐。

    我又想起了卡夫卡，月亮的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31岁的卡夫卡虽经征兵检查合格，但以现任重要职务为理由，免除兵役。在战争持续的四年时间里，这位战场外的逃兵，默默地在稿纸上耕耘，创作了大量作品（譬如《在流放地》、《审判》、《乡村医生》等）。他沉浸于一场自我的内战——对于他来说，这比窗外的世界大战更有意义。没有枪声的战斗反而是更激烈的，因为这意味着灵魂的厮杀。

    卡夫卡是害肺玻豪的，年仅41岁。遗嘱里要求好友马克斯*布洛德将自己所有作品“毫无例外地予给焚毁”。布洛德没有执行这一小小的火刑，反而将其全部著作（包括书信、日记）整理为九卷本出版了。他违背了亡友的遗愿，却使人类的文学史上避免了一次沉重的火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