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日将尽时，垮着肩膀，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牢房去面对另一个无尽的夜。他总是抬头挺胸，脚步轻快，好像走在回家的路上一样，而家里有香喷喷的晚饭和好女人在等着他，而不是只有食之无味的蔬菜、马铃薯泥和一两块肥肉……，以及墙上的拉蔻儿·薇芝的海报在等着他。

    但在这四年中，虽然他并没有完全变得像其他人一样，但的确变得沉默、内省，经常若有所思。又怎能怪他呢？不过总算称了诺顿的心……至少有一阵子如此。

    他的沉郁到了一九六七年职业棒球世界大赛时改变了。那是梦幻的一年，波士顿红袜队不再排第九名敬陪末座，而是正如拉斯维加斯赌盘所预测，赢得美国联盟冠军宝座。在他们赢得胜利的一刹那，整个监狱为之沸腾。大家似乎有个傻念头，觉得如果连红袜队都能起死回生，或许其他人也可以。我现在没办法把那种感觉解释清楚，就好像披头士迷也无法解释他们的疯狂一样。但这是很真实的感觉。当红袜队一步步迈向世界大赛总冠军宝座时，监狱里每个收音机都在收听转播。当红袜队在圣路易的冠军争夺战中连输两场的时候，监狱里一片愁云惨雾；当皮特洛切里演出再见接杀时，所有人欢欣雀跃，简直快把屋顶掀掉了；但最后在世界大赛最关键的第七战，当伦伯格吃下败投、红袜队功亏一篑、冠军梦碎时，大家的心情都跌到谷底。惟有诺顿可能在一旁幸灾乐祸，那个龟儿子，他喜欢监狱里的人整天灰头土脸。

    但是安迪的心情没有跌到谷底，也许因为反正他原本就不是棒球迷。虽然如此，他似乎感染了这种振奋的气氛，而且这种感觉在红袜队输掉最后一场球赛后，仍然没有消失。他重新从衣柜中拿出自由的隐形外衣，披在身上。

    我记得在十月底一个高爽明亮的秋日，是棒球赛结束后两周，一定是个星期日，因为运动场上挤满了人，不少人在丢飞盘、踢足球、私下交易，还有一些人在狱卒的监视下，在会客室里和亲友见面、抽烟、说些诚恳的谎话、收下已被狱方检查过的包裹。

    安迪靠墙蹲着，手上把玩着两块石头，他的脸朝着阳光。在这种季节，这天的阳光算是出奇的暖和。

    “哈啰，雷德，”他喊道，“过来聊聊。”

    我过去了。

    “你要这个吗？”他问道，递给我一块磨亮的“千年三明治”。

    “当然好，”我说，“真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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