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为例，差不多每坊都有庙观，大者甚至能占一坊之地。大大小小加起来，足有一百多座。

    如此多的寺庙，耗费多少钱财，又有多少僧众，李二陛下并不确切掌握，但也知道肯定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

    至于说到李二陛下的信仰，那既不是道教，也不是佛教，而是维护皇权，保证江山永固、传之万代。

    所以，无论是道教佛教，都不过是他利用的工具，有利于统治则扶，不利于则抑。

    相对而言，因道教有利于唐朝皇权的正统和神圣性，李二陛下的提倡可以说不遗余力。对于佛教，他与徐齐霖的想法类似，抑佛而不是废佛。

    贞观初年，李二陛下刚夺政权，以稳定为大前提，废除了高祖的废佛敕令。甚至还延请波颇于大兴善寺译经，即为达到政治目的。

    而李二陛下在登基后四个月，便召见太史令傅奕，表彰他在六个月前对自己即大位的预言。谈话中，李二陛下对傅弈的反佛言论颇以为然。

    也正是在这一年，唐太宗派遣治书侍御史杜正伦，检校佛法，清肃非滥。同年下诏言：有私度僧者，处以极刑。

    贞观二年，李二陛下语谓侍臣：梁武帝父子好事佛教，结果国破家亡，应当引以为鉴。他在朝堂上公开宣称：“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

    贞观三年，天下大括义宁（隋恭帝年号）私度，不出者斩。

    可见，李二陛下一面表现出自己的宽仁包容，一方面严加管束佛教，可谓是胡萝卜大棒一起上，软硬兼施。

    对于佛教的流弊，李二陛下不是不知道。但平衡之道，是他最为得心应手的方略和手段，无论是治政，还是用人，都是如此。

    只要佛教发展还在他的掌控之中，形成不了威胁，甚至能为我所用，李二陛下便不想采取太过酷烈的手段。

    况且，李二陛下也清楚佛教在民众中的力量，更知道要反佛抑佛，还要得到朝中重臣的响应和支持。

    象傅弈七次上书，朝中只有一个太仆卿张道源赞同其言，其他臣僚都没有表态，中书令萧瑀更是大加反对，并咒傅弈下地狱。

    所以，要大举抑佛，一定要有合理的借口，要得到群臣的支持，把因之可能而起的混乱降到最低。

    想到这里，李二陛下抬头看了看正专心烹茶的徐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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