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独尊儒术”的背后

    黄朴民

    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日起，儒家学说至少在形式上已成为西汉王朝的统治思想，确立了自己在当时社会思潮中的核心地位。元帝、成帝在位时，情况尤其如此，经师韦贤、韦玄成父子和匡衡都位至丞相，儒者贡禹、薛广德等则官至御史大夫。可见，以经术晋升公卿之位者始终占有

    很高的比例。东汉的状况亦类似，如桓荣习《欧阳尚书》，好事连连，一门三代都为帝王师傅；桓荣学生杨震青出于蓝，一门三代都为三公。儒家的身价可谓芝麻开花节节高了。而这也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儒家学说在汉代社会思潮中的大致定位。

    然而，形式与内容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儒学在名义上虽然取得了至尊无侔的地位，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贯彻却往往要打很大的折扣。汉代统治者轰轰烈烈地尊孔崇儒之举，更多的是做表面文章，粉饰太平而已。汲黯批评汉武帝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正道出了帝王们的内心奥秘。武帝、昭帝、宣帝时期，这种内法外儒，儒法并用的特色甚为显著，用汉宣帝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元、成之后，情况虽有所改观，但从本质考察，在具体的政治操作层面上，“霸王道杂之”的做法依然是统治者的主动选择。元帝时，匡衡上疏中的内容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礼让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于罪，贪财而慕势，故犯法者众，奸邪不止，虽严刑峻法，犹不为变。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颜师古注末语称：“非其天性自恶，由上失于教化耳。”这表明当时真正掌握管治资源的是大批“俗吏”，他们对“儒学”根本不屑一顾，仅仅凭恃“刑法”治民，而其根源则在于最高统治者只是将“教化”挂在嘴上，并未能真正落实到政治操作之中。

    正因为如此，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真正能以儒家基本原则处理日常政务的，也就只有召信臣、韩延寿、何敞等极少数号为“循吏”的官僚，而大部分官吏则通常汲汲于以法刑施政驭民。如薛宣就明白透底：“吏道以法令为师”。这与秦代“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做法一脉相承，如出一辙。

    在这种背景下，那些硕士宿儒虽然动辄以“师道”自居，以为自己负有弘扬儒家理想的崇高职责，但实际上往往是他们自作多情、自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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