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乔伊斯的校旱中，尤利西斯不仅遇见新的问题，而且不可阻挠地陷入新的窘境。只不过他在海上漂流十年方得回家的传奇，已浓缩在都柏林人勃鲁姆在19o4年6月16日（他的生日）那一整天混乱无序的生活里了。乔伊斯借用勃鲁姆这一天荒诞的经历，来象征人类发展的历史。用瞬间来表现永恒，这是乔伊斯的魄力。有趣的是，他写作《尤利西斯》也整整用了八年时间（自1914年至1921年），不知这算是奥德修斯那跨度长达十年的精神流浪的重复呢，还是其延续？我想，乔伊斯在创作过程中肯定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深刻地体会到了奥德修斯的艰辛，他的孤独，他的空虚，他的期待与他的绝望，而这种种感觉，包括悲悯与怜恤，绝对也在荷马的内心发生过、翻卷过。乔伊斯下意识地成为了荷马的替身。但说实话，我更乐意把这一切想像为荷马的复活。

    奥德修斯的形象，从荷马的诗篇里转移到乔伊斯的校旱中，他那构成古希腊神话极重要的一部分的长途旅行，又借助于乔伊斯的笔而持续着，而延长了。当然这首先要感谢荷马，这史前的老诗人，堪称是最古老的预言家，估计他早预感到奥德修斯将有无数的后代（他的痛苦与寂寞是会遗传的），正如自己也会有众多的传人。荷马史诗里的奥德修斯是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旅行家(而且他经历的是还乡的旅行)。然后才有了《神曲》里的但丁、浮士德、堂吉诃德、马可*波罗与徐霞客。我把荷马的这一部名著看作古典主义的游记。然而到了乔伊斯塑造的勃鲁姆身上，旅行家的身份变得可疑了，他一日之内在都柏林大街小巷经历的旅行，也变得荒诞不经了。

    《尤利西斯》里有一句人物的独白：“历史是一场噩梦，我想要从中醒过来。”说得多么沮丧，但也确实精彩。它令我联想到了《奥德赛》里的名言：“神编织不幸，以便人类的后代歌唱。”终于，出现了拒绝歌唱而渴望苏醒的对人类历史持不合作态度的叛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尤利西斯》不是对荷马史诗的模仿，而是对它的超越。

    也许，荷马只是间接地影响了校旱家乔伊斯,《奥德赛》为《尤利西斯》的诞生提供了古老的跳板和崭新的契机，这种影响只能算是文本之间的，但他还以其文风与人格直接影响了二十世纪的许多诗人，譬如博尔赫斯，譬如曼德尔施塔姆。所以我才敢于说：荷马一直活到了二十世纪。而且，相信这位老诗人还会继续活下去。

    博尔赫斯专门写过一篇《诗人》，来赞美荷马，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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