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范爱农溺水而死，便怀疑他是因社会的黑暗而自杀。范爱农身上的那种绝望仿佛也传染给他了。他连忙冒着倾盆大雨去嘉荫堂找许寿裳兄弟，以缓解内心无限的悲凉。

    绍兴会馆时期的鲁迅，上班，下班，拿薪水，付房租，吸烟，喝酒，读古书，练毛笔字，发牢骚，养壁虎（这可比八旗子弟养鸟、养蛐蛐另类得多）。

    绍兴会馆时期的鲁迅，没有爱情，不修边幅，郁郁寡欢，甚至会想到死(在床褥下藏有利器)。孤独的根子在他心底埋下了，无法自拔。他曾经跟许寿裳透露：我搜集和翻译这许多书，不是为了求学，而是为了替代美酒和女人。后人恐怕难以想像: 铁骨铮铮的鲁迅，居然也曾有过如此脆弱的一面——在绍兴会馆，生活着一个颓废而陌生的鲁迅。

    当然，鲁迅也正是在绍兴会馆面壁、磨剑、修炼并探求真理的。从自我封闭的铁屋里爆发出一声惊世的呐喊。一个沉默寡言的漂泊者，居然成为一个时代的男高音。

    绍兴会馆是个好地方啊，是培养斗士的温床。在鲁迅搬进来之前，一位叫徐锡麟的老乡也曾在这里住过。仅仅相隔6年。徐锡麟回到南方后，于19o7年刺杀安徽抚巡恩铭，发动安庆起义。失败后，心脏被剜出祭恩铭，又供恩铭和保镖们煎炒后分食。徐锡麟是跟秋瑾齐名的绍兴烈士，鲁迅住在绍兴会馆时，不可能不想到这位悲壮的乡亲(当然也会想到“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鉴湖女侠)。他在《狂人日记》里批判旧中国人吃人的现象：“从盘古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麟。”而他的另一篇校旱《药》（以革命者夏瑜被砍头为背景），则很明显是哀悼秋瑾的。

    徐锡麟生前曾为绍兴会馆(时称山会邑馆)慷慨捐款——其时他担任安徽巡警学堂副办。在会馆内镌刻捐款者名单的石碑上，能找到徐锡麟的名字(鲁迅肯定关注过)。只可惜这块石碑，十几年前失踪了。

    1917年，应鲁迅的推荐，北大校长蔡元培同意聘请周作人为北大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员。周作人抵达北京即雇一辆洋车直奔绍兴会馆，与自己的兄长会合。哥俩“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这一其乐融融的情景在鲁迅日记里有记载。而周作人的日记也写道：“至四时睡。”

    鲁迅帮周作人在补树书屋隔壁的王家租了一所房子。你来我往，频繁走动，而且经常一起会见共同的朋友。兄弟俩并肩在北京创业，多多-->>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