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也相当于“先锋艺术”了。竹林七贤及其他，另类得够可以了。与其说他们具有酒徒精神，莫如说是诗人气质。不管政治家、将军、打工仔抑或隐士，带了点诗人气质似乎也就多了几分观赏性。张扬个性的魏晋风度，与后世所谓的诗人气质倒也不乏息息相通之处。只不过诗人把诗写在纸上，而那一系列风流人物则把诗写在空气中，任其挥发或变形，直至最终像《广陵散》一样无迹可寻。

    正因为魏晋出了那么多仙风道骨的名士，到了唐朝，才可能崛起李白这样的诗仙。“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魏晋风度、建安风骨也构成李白的一大精神资源。他不仅在酒量上与阮籍、嵇康等有一拼，而且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也是一脉相承的。譬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转而“采菊东篱下”，还算温和的隐士，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谁能说他一点没受到魏晋名士的影响？正因为魏晋风流打下了很好的精神地基，李白及唐诗的辉煌才应运而生，出现得一点不偶然。李白用诗与酒的方式继承了魏晋风度并且将其发扬光大了，他本人也因此而一跃成为中国文化的大明星。

    大卫认为“魏晋风流，分两种：一种是嵇康那种不与水合作，独来独往，做自己精神的酋长；一种是陶渊明这种入仕也能出仕，不在一棵树上吊死永远是他的生活选项。”但我想不管哪一种都是不容易做到的，魏晋风流即使在当时也是非主流的，属于少数人的专利。一个时代的文化正因为少数人的个性而获得鲜明的特征。至少，避免了平庸。历史自然靠大多数人创造的，而文化史或文学史常常得益于少数人的偏执。魏晋名士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中国文化史，使之喝醉了一般发生一次戏剧性的转折。恐怕要很久以后，循规蹈矩的宋明理学才把自由散漫的魏晋风度所造成的美丽曲线给扳直了。但它们仍可能在任何时代的少数人身上反弹。

    因为我也是文人的缘故，想起魏晋，“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首先想到的居然是那竹林里的长啸。情不自禁地想回应一声。就当是喝彩吧。